本篇主人公名叫穆齊賢，是個道光年間的王府小京官。他一生悖時倒運，事業(yè)寥寥，惟有旗人身份，在“歷史縫隙里的人”中獨樹一幟。清王朝以八旗立國，在權力體系中，旗人群體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對國家政治、行政運作的影響毋庸置疑。本系列撮拾人物，如果將旗人群體排斥在外，顯然不符合清朝的歷史定位。問題在于，旗人，特別是滿洲人，數(shù)量少，機會多，只要稍出表眾，文才武功略有可取，就很容易進入仕途的快車道，或出將入相，或位列卿班，從“歷史的縫隙”里破土而出，超越本系列的選題范圍。至于那些沉寂下僚，或隱沒無聞的旗人，一生中雖未必沒有事跡可書，但學識、交誼卻往往有限，留下的材料，不足以支撐豐滿動人的傳記。

挑來挑去，我找到穆齊賢這個人物。他在旗人群體中地位邊緣，按照八旗戶籍分類，被稱為：鑲藍旗包衣佐領下另記檔案人。身份所限，他入仕容易但進取無門，作為王府的高級奴仆，拿著六品官的俸祿糊口而已，全無什么權力威勢可言。不過，他自幼讀書，漢文功底不錯，滿漢翻譯尤其突出，甚至留下一部罕見的滿文日記，對研究清中后期北京內城旗人生活具有重要價值。更有意思的是，他人到中年，竟懵然卷入潑天大案，九死一生之際，又憑著讀書人的見識，將天家朱邸的華裘敗絮掀翻開來，一把扯個稀爛。他平平無奇的人生，就此有了光亮，映射出世道的衰朽，制度的頹壞，情感的麻木，與生而為人，在尊嚴與自由面前，爆發(fā)出的本能力量。

得禍亦奇冤亦酷

道光十八年的炎炎夏日，一樁大新聞上了北京城的“熱搜”：旗下婦女告王爺。原告穆陳氏，二十九歲，她在都察院大堂呈上訴狀，控告當今皇帝親弟、惇親王綿愷。說這位親王無故囚禁她的丈夫穆齊賢，且痛加折磨，以致夫妻離散，求生無門。

彼時，稍有年紀閱歷之人一聽此事，立即就能聯(lián)系到二十三年前的昭梿革爵案。那是嘉慶后期的宗室丑聞，一向以文雅博學著稱的禮親王昭梿，被人在御史家門口丟下揭帖，說他苛虐屬人，濫用私刑。嘉慶帝遣人追查，果然從王府里起出鐵索、鐐銬、木椿等刑具，又審得他“用釘板拷打劉衡樞。又設杉槁木架，將李興茂剝去衣服，繩縛手足，吊起架上，用棘刺摔打，遍身流血”“程建忠等脊背均用磁瓦岔剌，血痕遍體”“趙繼昌、吳文順先后在圈病斃”。得知確情的嘉慶帝，對這位血脈疏遠的鐵帽子王大發(fā)雷霆，不但將其革爵圈禁外，還聲言：“若系朕之子侄，及近支晚輩用此非刑虐下，朕必親視重責！”

可惜，說嘴打嘴的事難免都要應驗，如今親兒子也做出這等事來，以仁厚著稱的嘉慶帝，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何況穆陳氏所告情節(jié)，風憲諸公稍一過目，就曉得事情之聳人聽聞，絕勝于昭梿舊案。因為呈狀中寫道，除穆齊賢現(xiàn)在被囚王府，奄奄一息外，“府中并園中，王爺私立牢獄數(shù)所，囚禁哈朗阿及包衣、官兵、太監(jiān)及良民百十余人，不隨所欲，即非法凌鑠，慘酷過于刑獄”。清中葉，刑部監(jiān)獄同時在押的犯人大約兩三百到五六百不等，假使確如穆陳氏所說，天子腳下的惇親王府，已經(jīng)儼然法外之地，恍如今人腦海中的集中營、萬人坑、修羅場，陰森恐怖，不堪設想。

事關此等重情，都察院不能不照其原樣，即刻向皇帝陳奏，哪怕涉案者綿愷是個十分難纏的角色——此人荒唐乖戾尚不待言，更重要的，他是皇太后鈕祜祿氏的親生兒子。太后雖非今上的生母，但久居中宮，頗有威嚴，萬一見勢不妙，從中袒護，先頭通消息、出主意的大臣難免落個風箱里的老鼠，里外受氣。

接到奏報后的道光帝也大為駭異，并馬上派人往惇親王府，以及御賜的西郊涵德園兩處調查。調查結果與穆陳氏所呈幾無二致：綿愷濫禁無辜的行為已經(jīng)持續(xù)十六年之久。從道光二年出宮開府伊始，他先是囚禁太監(jiān)，后逐漸發(fā)展到羈押屬下包衣、兵丁、官員，乃至漢人平民，前后共百余人，時間長者十余年，短者十余天不等。被揭發(fā)時，尚有在府囚禁者六十人，在園囚禁者十六人。被囚者的罪名往往小得可笑，有的是“討求差使”，有的是“告假省親”，更有甚者，連“私自留須”也成了捉入府中加以禁錮的理由。

依著綿愷或是其親信太監(jiān)隨口一發(fā)的指示，這些可憐人被分為不準出府、不準出院、不準出屋三個檔次看守起來。綿愷甚至突發(fā)奇想，將自己所住房屋的西進間辟為牢房，“窗格皆以木板釘固，留一小竇飲食溲便，出入其中。囚禁八人剝去衣服、腰帶，布袴而外，身無余物”。對于那些不甚馴服，特別是敢于逃跑之人，則施以鞭責、鏈縛等酷刑，以致其人身染疾病，精神恍惚，引發(fā)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譬如漢人盧歡，只有十七歲，他家境貧窮，受雇王府，先因小事受責逃出，被抓回后，就用十字鐵鏈鎖住脖頸、背部，加系約二三丈長夫人粗繩，拴在書房桌腳，掃地、遞飯都要帶繩出入。管事之人見他可憐，私下將鐵鏈松開，不巧書房中有金茶托被竊，盧歡驚恐萬分，次日一早就服毒鼠藥自殺。家屬雖明知死因蹊蹺，卻畏懼王府勢力，僅以暴病草草了結。

因為綿愷私設刑房遠非一日，他這些怪癖舉動，也早已稱不上隱秘。道光十二年，眼看堂堂王府變成監(jiān)獄黑牢，福晉鈕祜祿氏便很怕事情鬧大，難以收拾。因她在家做不得主，只好借入宮請安之便，將此事稟告婆母，由太后指派總管太監(jiān)到王府傳達懿旨，將在禁之人一體放出。

然而事過不久，綿愷就故態(tài)復萌，進而變本加厲，不但囚禁之人越來越多，花樣也愈加千奇百怪。為營救身陷牢籠，生死未卜的親人，道光十七年六月，被囚官員德善、成存、富安三人的妻子，以及德安的母親，一起到皇太后居住的綺春園東宮門外守候，等綿愷福晉轎子一到，便環(huán)跪于前，攀轎哭訴，請求將自己的丈夫、兒子釋放回家。得到消息的綿愷惱羞成怒，他苦口婆心寫下長篇“王諭”，說自己這個做主子的，將年富力強的屬人關在府里，不但有吃有喝，有人照應，且使他們免于游手好閑、招災惹禍，這是何等的菩薩心腸！幾個潑賴婦人不知感恩，竟然在綺春園外攔轎鬧事，真是“目無法紀，欺主太甚”！不過，礙于此舉是在御園之外公開進行，人多眼雜，難免傳揚開來，綿愷不敢對四位告狀婦女有所動作，只是聊作緩兵之計，答應到年底將其親人放出，要她們立下字據(jù)，不許糾纏。當然，這樣的允諾毫無兌現(xiàn)可能，在道光十八年穆齊賢提供的惇王府囚禁人員名單里，德善、富安兩人的名字還赫然在列。其中德善雅好蓄須，一捧美髯留了八年之久，綿愷將其胡須全行剃去，又責打二百五十藤鞭，相待如此殘忍，或許出于對攔轎一事的報復也未可知。

多數(shù)被囚者忍氣吞聲，助長了綿愷的乖戾氣焰，直到遇見證據(jù)確鑿又勇氣可嘉的穆齊賢夫婦，特別是敢于和他對簿公堂的穆陳氏，這場曠日持久的鬧劇、慘劇、驚悚劇，才得以翻見天日。穆陳氏一番呈控，不但將綿愷拘押無辜一事公之于眾，且同時揭出他引見護衛(wèi)冒名頂替、冒支已故屬官俸銀、克扣現(xiàn)任屬官銀米、將奉懿旨放出優(yōu)伶藏匿在府、佞信太監(jiān)為非作歹等諸多不法行徑。親王的華美外袍被剝得精光，露出腐爛惡臭的軀殼，實堪側目掩鼻。

雖出寒微也自持

掀翻親王的主人公穆齊賢，是個頂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又名松筠，字禹范，號友蓮，生于嘉慶六年。從血統(tǒng)上說，他是漢人，祖籍在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不知哪一代到了順天府宛平縣謀生，又與在京的旗人群體形成密切交往。從身份上說，他是旗人，因為自幼過繼給內務府鑲黃旗包衣人為嗣，他當上了吃皇糧的養(yǎng)育兵，此后的仕宦經(jīng)歷、生活方式、社交圈層，也全部旗人化了。松筠這個名字，就是嘉道年間滿洲讀書人的常用名。不過，由于是過繼的嗣子，他在旗內的地位又較同儕更為卑下，稱作“另記檔案人”。所謂另記檔案，即在旗人的戶籍管理中另立名冊，一旦財政吃緊，朝廷著手精簡八旗隊伍，這些另冊中人往往首當其沖，先在被清理之列。

穆家早年小康，在今天北京西長安街以南的雙柵欄胡同有祖宅，并雇傭使女照應家務。穆齊賢雖經(jīng)出繼，仍隨本家過活，從小開蒙讀書，寫詩作對，又愛好書法，能夠題匾額、寫扇面、治印章，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形象。不過，他的看家本領并不在此。嘉道以降，北京城內能詩善畫的旗人已經(jīng)多如過江之鯽，倒是滿文優(yōu)異者鳳毛麟角。難得穆齊賢學習滿文極有興趣，兒時“見有肄業(yè)清文者，心甚忻慕，亦兼學之，若有夙緣”。清代留存至今的旗人日記為數(shù)不少，作者無論王公重臣，抑或文人學士，多采用漢文書寫。惟穆齊賢這樣出生漢家的邊緣旗人，肯于反其道行之，留下滿文日記《閑窗錄夢》，成就殊難經(jīng)見的旗人社會生活史。

人到中年，他的滿文功底已頗深厚，甚至能精譯文言小說?，F(xiàn)存《清文聊齋志異》是滿人扎克丹所譯，底稿完成后，扎氏遍尋滿文名家，為之修飾潤色。小說行文生動，語法靈活，內多俚詞俗語，就翻譯而言，在各文體中難度最大，而穆齊賢總司校正，冠于多位翻譯進士、舉人之上，譯法之嫻熟可以想見。他的日記中不但多見購買滿文書籍、滿漢對譯辭典，以及開館授徒，教少年子弟學習滿文等記錄，更有作弊代考，這樣反向證名滿文水準的鮮活事例。

翻譯一科，是旗人入仕捷徑。其考試等次也有童試、鄉(xiāng)試、會試區(qū)別，取中者各授生員、舉人、進士功名，名稱前加“翻譯”二字。清中葉，滿漢之間的語言障礙已經(jīng)完全消失，翻譯人才在政務運轉中的作用幾近于無，留此科目，不過使宗室、滿蒙旗人有以進身，在官場充數(shù)而已。相應的，考場紀律也極為松懈，一切規(guī)章條文均成擺設。穆齊賢頂著“另記檔案”帽子，身份與八旗正戶有別，故而不具備科舉、翻譯等考試資格。自己沒有龍門可躍，一身本領，只好聊為他人作嫁。在日記中，穆齊賢詳細記錄了自己的替考經(jīng)歷，讀之歷歷如繪，差可用作小說情節(jié)：

（道光九年七月廿七日）本日丑時起身，洗臉編辮子。劉珠兒車來，我等登車趕考。入龍門，松老二已入內等候矣。伊替余拿大包裹，后尋包裹，伊云已給奎文農(nóng)，奎文農(nóng)云未有。我等一同各處尋找，終未尋獲，乃作罷。此包袱內有被子一床、馬褂一件、枕頭一個、汗衫一件、毯子一條。此實為余倒霉所致。我等皆在“致”字號，余在“致”字號第四十舍。貢院內德惟一、老春、兆堯蓂、慶熙臣、奎文農(nóng)、余、岳瞻、富勒恒布、莫德禮皆在一處，遇連熙老連。余看“至公堂”之匾額，此次乃余有生以來首次入貢院，乃托奎文農(nóng)兄弟之福也。文農(nóng)為余備好食物，五更，圣上所出之詩題降至，余譯完即睡。

從漢人變成邊緣旗人，雖使穆齊賢無緣科舉中第的榮耀，卻并非全然沒有好處。內務府系統(tǒng)的差使多、機會多，凡聰明體面的讀書子弟，如果人生追求在于豐衣足食做個小官，那么屈身為奴，是比十年寒窗更實惠的選擇。道光二年，年僅二十二歲的穆齊賢迎來人生巔峰。那一年，作為先朝皇子的惇親王綿愷出宮分府，按照八旗舊制，被劃入鑲藍旗分，并獲得與身份相對應的包衣屬人。據(jù)《宣宗實錄》記載，此次從內務府劃撥惇親王府的人員，全屬另記檔案之人，隸籍鑲黃旗包衣佐領的穆齊賢也在其列。因為通曉清漢文書，他很快獲得綿愷賞識，給予六品管領職銜，在同批撥入的數(shù)百人中，待遇十分突出。

可惜，好運氣并沒有維持多久。道光三年，穆齊賢執(zhí)事于王府涵德園檔房，算是掌管文書、賬目的關鍵崗位。到次年七月，就遭人牽連，得罪綿愷，此后改司閑差，惟教太監(jiān)、學生認字念書，再草擬些無關緊要的呈文而已。牽連一事，《閑窗錄夢》一筆帶過，始末原由不得而知。事實上，綿愷是個好諛任佞的主子，而朋友眼中的穆齊賢“天資純粹，秉性鯁直，見義必為，威武不屈”，是個有棱角、脾氣剛烈之人。既然主仆之間性情相左，無論觸發(fā)矛盾的事由如何，關系疏遠總歸勢所必然。

雖然不為綿愷所喜，但起初，穆齊賢對自己的王府屬員身份十分認同。他在最隱秘的私人日記里，也將綿愷徑稱為“爺”，并在“爺”字以下使用避諱符號，以示格外的親近與尊崇。綿愷生辰在六月廿二日，日記對此也多有提及。如道光八年記：“竟日天陰，雇車不果，是以未能出門。本日乃爺之千壽節(jié)，余穿戴整齊，向東二跪六叩”，是其身在私宅，仍以最隆重的禮節(jié)向本主致敬。失寵后的穆齊賢雖然還在府里當值，卻少有機會見到綿愷本尊。某日正在園中，忽聽報信說王爺召見，他登時來了精神，手忙腳亂準備起來，事后曉得誤會，又不免垂頭喪氣地嗟怨一番。日記此處寫得生動：

午時，爺請皇太后安，入涵德園。更夫崔姓報稱王爺召余，究之，云系太監(jiān)王安傳語。余急借徐二爺之褂、帽、甲裙，蔣爺之袍，什勝保之靴。親尋王安詳細詢問，伊云并無此事，竟是崔某誤聽。隨將衣物各還本人。王爺問德隆等學生現(xiàn)在何處，余依次將伊等姓名，并伊等現(xiàn)住何房等事開列，作成清單，交李清平呈上。王爺申時回城。追思之，余自道光四年閏七月廿五日，因首領太監(jiān)王喜之事牽連，未得再見王爺音貌，屈指算來，至今已四年矣。本日聞崔姓誤傳，余得再拜尊容，非良機乎？悲夫！

清中葉的王府屬官雖在流品之列，但地位卑濁，士林之中，絕不以同儕待之。可穆齊賢是個以進貢院、乞遇合為榮的讀書人，被綿愷冷落疏遠后，對他的情感基調，也混合了包衣奴仆的卑順依附，與失意文人的幽怨忠貞。這樣的關系持續(xù)多年，直到王府里烏煙瘴氣，再不能讓他安穩(wěn)地生活下去。

堪嗟世路風塵暗

道光九年三月初二日，穆齊賢第一次被綿愷下令限制自由。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遇田禿子，聞方才奉命：郁秀染病告假，給假十日，立即醫(yī)治。郁秀既不能接班，則不可令穆齊賢撤班，著將穆齊賢圈禁，不許出門。”郁、穆二人同在書房值班，先是郁秀被扣留王府二十余日，此時因病請假，即以穆齊賢代為圈禁。期間，綿愷派遣太監(jiān)、官員，連續(xù)三次探視郁秀，察看其是否裝病。初三日日記又寫：“王爺將太監(jiān)黃四喜打得昏死，以童子尿、黃酒澆之，使其復蘇后，亦禁鎖于余之室內?！笨梢姶藭r的綿愷氣性大作，屬人動輒得咎，全無道理可言。

為補貼家用，當年正月起，穆齊賢在歷代帝王廟開設學堂，兼收旗民子弟。他早年家境尚可，但“十三歲先父棄養(yǎng)，十四歲兄長見背”，不得已典賣房屋，與母親、姐姐相依為命。等年紀稍長，姐姐又喪夫寡居，帶著三個外甥與他們母子同住，一家人幫襯拉扯，過得很不容易。從狀紙的陳述上看，妻子穆陳氏與他相差九歲，且不似繼妻光景，這或許是他青年困頓，娶妻較晚的緣故。和老舍《正紅旗下》描述的場景類似，穆齊賢做官后，一家人也靠借貸、賒欠、抵當支撐日常消費與人情往來，到俸祿關領時再兌換銅錢，一總銷賬還息。他六品官的年俸共有銀六十兩、米十四斛二斗，二、八月支銀，五月、十一月支米，因為收入不足以維持小京官家庭的體面生活，就不得不做些教書、代考營生，聊為補貼。既然分神在兼職掙外快上，他與王府的關系自然漸次疏離，又或許正是這份心不在焉，讓他開館授徒僅一個月，就慘遭囚禁——當主子的可以對奴才置之不理，作奴才的膽敢三心二意自謀生業(yè)，怎不是大逆不道的罪過！

被扣留起來的穆齊賢人在王府心在外，不幾天，他趁綿愷出行，“以甜言蜜語求請?zhí)O(jiān)田禿子，聽伊廢話一堆，方準予私自出府，返家探母”。當然，探母之外，他也要到學堂點個卯，維持自己的第二職業(yè)。等晚餐已畢，又急匆匆溜回關禁之地，做出老老實實，在府苦挨樣子。長此以往不是辦法，很快，家里人編出母親患病借口，又誑著王府管事人放穆齊賢回家。在家中，他與朋友緊急商議，準備脫離綿愷，到和孝固倫公主府教授滿文——一個隸籍王府包衣旗人，想要擺脫府主控制，可不比今天的打工人辭職，非得周密謀劃，步步為營不可。果然，綿愷的后續(xù)命令接踵而至，他告訴管事：像穆齊賢這樣鎖禁不令出門之人，如果有父母生病消息，一定要先向本王匯報，不許徑直告訴本人。隨后又讓人跟著穆齊賢回家查看，虧得老母佯裝重病，才得以蒙混過關。

這一次的囚禁前后不過十天，且時斷時續(xù)，終以母病給假不了了之。然而經(jīng)此一事，穆齊賢對綿愷的乖戾脾氣已大為領教，日記雖無明載，但從此后的活動軌跡上看，他雖未能如愿以償轉到公主府教授滿文，倒也采取了某種辦法，免于在王府擔當差事。對穆齊賢來說，不為王府服務，并不意味著罷免官職——他的六品頂戴由朝廷授予，在兵部注冊，綿愷只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如此一來，他就過上了有品級而無執(zhí)事的神仙生活，白拿著俸銀俸米，一門心思坐館教書。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對比。身為府員，短時間的告假、探家，或是聊補鹽米卻不耽誤正差的私人活動，會給堂堂親王造成極大刺激，以致身遭幽禁，備受苦毒。相反，一旦覓得借口，便能悠游自得地吃空餉、享清福，既無家法約束，更免王命責難。這樣丟西瓜撿芝麻的人事安排，既不合情，也不占理，渾如嬰孩般任性使氣，徒使老實人避而遠之，奸猾者從中漁利?？v觀綿愷一生所為，其精神狀況顯然不在正常范圍之內，但將他性格中的某些特點放大到家國層面，倒與乃兄道光帝頗有類似之處：九重天子于軍國大事似是而非，任人蒙哄，倒是對奏疏上的點畫謬誤細微不遺，又將后宮嬪御頻繁黜落，其心思瑣碎，輕重顛倒，可算是內卷時代的頂層助推器。

穆齊賢的好日子一過五年，到了道光十五年開春領俸祿時，才懵然挨一悶棍——自上年臘月起，他的品級就從六品降為八品，新頭銜喚作銀匠首領。因為清中葉王府屬官的職務、差遣已經(jīng)完全分離，所以他并不要去管銀匠，只是作為常年曠職的懲罰，削減待遇。按照慣例，官員無論升降，仍以原品關領當季俸祿，可這一次他只領到九兩八錢劣制銀子，與以往的三十兩足色官銀差距委實不小。綿愷行事鋪張，用度多有虧空，管事親信又鯨吞蠶食，以致屬員薪俸屢遭克扣，對半折發(fā)：“親王下之護衛(wèi)、典儀額缺凡五十六員，該王扣留俸銀、俸米者至四十余員之多。”

這一年，穆齊賢的煩心事又遠不止收入銳減。他與妻子陳氏生有三子，長名圍兒，次則福順兒、祥兒。先是年前福順兒夭折，一家人正為之看墳下葬。到當年二月關餉頭天，六歲的圍兒又忽然發(fā)起高熱，繼而腹部腫脹，大有兇險之兆。穆家鐘愛此子，一時間湯藥、膏藥、丸藥、面藥輪番上陣，起初尚見好轉，到五月中，則“體瘦、腹大、面青、神倦、煩躁，只要水喝”，又喉嚨浮腫，氣悶難耐，呻吟哀呼，徹夜不眠，至三十日則左腮破裂，氣絕身死。對于圍兒的病亡過程，《閑窗錄夢》有極為詳細的記載，且在連篇滿文中，罕見使用了漢文白話，而無半點修飾：

至晌間，圍兒臥于外屋炕上，呼：“親太太、親伯伯、我那親媽、我那親姑、我那親二姐姐、我那親化兒姑姑。”（注：太太即祖母，伯伯即爸爸，二姐姐即穆齊賢甥女，化兒姑姑即穆齊賢八舅之女。）圍兒云：“我的親伯伯，我的老阿瑪，您老過于疼我多了，我過意不去啊，我沒有孝順你老的地方。我要吃什么給我吃什么，我要頑什么給我買什么，我過意不去啊。我就只舍不得我太太與我伯伯，我太太有年紀了多病，我伯伯從前吐血便血，我都不放心。媽呀，我的親媽，你給我做了多少新衣裳，給我后聯(lián)，我過意不去啊。姑姑常給我買耍貨兒，買吃食，我過意不去啊。再板墻胡同我那親大哥、親姐姐、親二哥、親二姐、我那套妞兒、黑妞兒、我那小侄兒，見不著了。我向他們，伯伯雇車去請他們來，我見見?！薄磷婺冈疲骸昂⒆樱业还苣?、打你、委屈了你了，除此之外，吃穿都無委屈你?！币链鹪疲骸拔抑腊　！庇嘌裕骸安员跁看蛄四阍S多?！币链鹪疲骸坝H伯伯，老阿瑪，你老怎么說這話，那是為我好，叫我考科舉做官騎馬呀?！庇嘌裕骸拔掖蚰?，你心中不記恨嗎？”伊云：“學生們挨打都還不記恨你老，何況我呢。你老怎么說這話呢。伯伯，你老怎么這么疼我，過于了，我沒修了好命來”等語。伊又央余抱伊出曠，因有風，未果。此后不時呼親太太、親伯伯、親媽等語。

圍兒的囈語，讀之令人心碎，緊隨而來的離世，更抽空了全家老少的精神。穆齊賢的老母在當年患病，一年后不治而亡。幼子祥兒大約也在此后夭折，使父母面臨絕嗣的危險。接連遭遇不幸的穆齊賢心情煩悶、經(jīng)濟拮據(jù)，也一改事不關己的姿態(tài)，開始向王府當權者發(fā)泄不滿。

道光十六年以前，惇親王府由護衛(wèi)李昆把持府務，此后則以太監(jiān)李秋澄代之。李昆為人貪婪，凡戶部下發(fā)的府員銀米，都由他帶回自己家中，非得三催四請，才能折價支給。李秋澄心地險惡，他讓全府上下稱呼自己李三大人，出入往來站道請安，逢年過節(jié)屈膝行禮。非如此，就要尋釁擺布，甚至借口王命，囚禁鞭責。穆齊賢有讀書人的傲性，本就不屑二李做派，再趕上一腔積郁，就難免沖口而出，人前人后，嗤其小人不可重用。

道光十六年冬月，為母服喪百日的穆齊賢回到王府，本擬就綿愷賞銀一事，具稟叩謝。然而甫一入內，就有相好的同僚暗地報信，說李秋澄恨他切齒，早已在王爺面前告下惡狀，單等他來，就要有所舉動。穆齊賢聽此一嚇，掉頭就跑，可到了臘月初六三更時分，仍被一群手持王諭的護衛(wèi)沖進家門，帶回王府囚禁起來。這一關，就是二百一十五天，妻子陳氏也隨之斷去生活來源，孤身一人，靠孀姊救濟度日。

轉年七月十四，到了穆家老母周年忌日，難得綿愷大發(fā)慈悲，準許穆齊賢披枷帶鎖，在解差的監(jiān)視下回家上墳。夫妻倆久別重逢，少不得一番肝腸寸斷。穆齊賢將惇王府私設刑獄、囚禁百人的驚天秘密告知其妻，又商議趁著解差熟睡偷偷逃走，回山東老家暫避一時。

穆齊賢的生父雖然居住宛平，卻與原籍多有聯(lián)系。清代北京城有繁榮的“碓房”市場，這是一種將漕米碾成細米的作坊，坊主多為山東人，主要服務對象是八旗官兵。除糧食加工生意外，碓房還向老主顧們提供銀錢借貸，并設定實物乃至不動產(chǎn)抵押，以此控制旗人的經(jīng)濟命脈，并與其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穆齊賢兒時寬裕，他父祖的職業(yè)雖不見于明文，但爬梳日記中的蛛絲馬跡，可知與京師碓房一定關系密切，或許就是其經(jīng)營管理者也未可知——登州穆氏族中的鶴年、華年、春年等人都在碓房營生，他們是穆齊賢侄輩，與之交情深厚，凡一家有事，其他總是忙前跑后，主動分憂?；诖?，穆齊賢將逃亡目的地選在他從未踏足的登州故里，緊要關頭，旗人身份帶來的麻煩，須靠漢人的血脈鄉(xiāng)緣為之蔭庇。

匹夫膽大氣如山

聽說給假掃墓的囚犯逃之夭夭，綿愷跳腳大怒，誓要將其捉拿回府，以為不忠不義的逃奴之戒。他先把穆家外甥抓到王府，重責八十板后鎖禁起來，拷問乃舅下落。外甥扛刑不過，就供出族侄穆鶴年來。幸得鶴年是民人身份，又有碓房保結，雖遭十幾個大漢押解入府，到底釋放出來，得以為穆齊賢通風報信。家人被逮，讓穆齊賢再也躲藏不住，道光十八年五月，他下定決心潛回北京。按照穆陳氏呈狀所寫，這一幕的鏡頭應當定格在夫妻二人的執(zhí)手相看淚眼當中。穆齊賢仿佛京劇《野豬林·長亭別妻》里的林教頭，在權勢的凌迫下，為深愛的妻子寫下休書，使她免于饑寒與牽累，自己則毅然決然投于王府，生死由人，置之度外。

送走丈夫的陳氏也表現(xiàn)出超乎尋常的夫妻情誼與斗爭精神，呈文中寫道：

氏得此休書，如刀割心，毫無主意，日來屢往府門探聽，無從詢問。近聞人言，已責皮鞭四百，囚禁水牢中，奄奄待斃。氏泣思愚夫自幼讀書，身體非健。今無辜遭此奇禍，有死無生，結發(fā)情義，心實難甘。且氏被休，無從口食，除死之外，別無活路。然徒死無益，萬出無奈，叩懇憲大人上達天聰，將氏夫穆齊賢由王府提出，交部問究。如有應得之咎，即請照例治罪，則氏夫婦感激無地矣。

不知此狀何人所寫，其刀筆鋒利，情理融通，直能令積年老吏、上官大僚為之動容。不過，此事更合于常理而接近實情的解釋是：由伉儷情深，含冤被休的女性，以告御狀形式揭發(fā)綿愷惡行，引起輿論震動，是穆齊賢由山東返京前的精心策劃，而非陳氏的萬出無奈，臨時起意。

《閑窗錄夢》多次提到穆齊賢與妻子的相處模式。在清代，旗營的下層官兵多有打老婆風俗，用以標榜男權，但讀書人通常不會以此為榮。然而穆齊賢性情急躁，他甚至把對妻子的肢體暴力寫進日記，絲毫不加掩飾。如道光八年六月廿五日記有：“晚，伊同姊對弈圍棋敗北，甚是氣憤，余毆之。”次日又記：“昨晚伊吞聲哭泣，余今早痛毆之?！贝送?，他對岳母也頗輕視，甚至在妻子生產(chǎn)之日與其大鬧別扭：“妻臨盆，余出，至頭條胡同，知會伊母……因余與岳母言語不和，伊同余大吵一架。伊雖稍有年歲，然只知依仗婦人之勢，不分好歹，實在可恨。耀庭在彼處坐，余氣憤已極，拂袖而去……因氣憤未用晚飯，起更時做湯飯食用。”他也推崇女性貞潔，因見伶人朱九祿兒媳年輕守節(jié)，便大發(fā)感慨：“伊守寡兒媳年方廿三，矢志守節(jié)，此等人于旗人中難得，卻出自倡優(yōu)家中，夫復何言？此等立志不嫁之事跡，倘令宗室之婦、官員之妻之再蘸者聞之，豈不慚愧乎？”日常生活的雞飛狗跳，與呈狀中的苦命鴛鴦，雖可視為夫妻關系的一體兩面，但也足以令讀者收回戲劇化的情感想象——飽含深意的休書更近于博取同情的道具，妻子陳氏也不過受丈夫差遣行事。

陳氏向都察院提交的材料中，不但有就事論事的訴狀，還另具控單，羅列綿愷日常劣跡，并附王府被禁人員名單，這一定是穆齊賢在囚期間留心積累，詳細記錄的結果。除備述綿愷私設刑獄始末外，控單中更提到他向皇帝引見護衛(wèi)時冒名頂替，以及違抗懿旨收留伶人等行為，這是觸犯皇權的大不敬罪過，比囚禁屬人更易激發(fā)皇帝的憤怒。這些用心與安排，只會由深悉王府內情，了解官場運行規(guī)律的穆齊賢策劃成行，而非婦道人家一腔熱血所能為之。是以全案審結時，欽差大臣亦將穆齊賢定為控訴行為的主使，免去陳氏以奴告主的責罰。

當然，就有算穆齊賢預為謀劃，妻子是否肯于出頭，也是本案成敗關鍵。清初以八旗立國，嚴于主奴界限。雍正以降，下五旗中的外八旗人悉以皇命為尊，對本管王公的從屬義務僅殘存于觀念當中，而無實質表現(xiàn)。相比之下，王府包衣出路狹窄，一切仕進、生計皆仰賴府主，一旦主仆對立，后果不堪設想。受制于此，綿愷前后關禁的百余人中，只有四個人的家屬敢于攔轎哀求，至于公然告官者，則惟陳氏一人。這樣的勇敢，或許不乏生計考量，但那種以夫為天，總要無條件保護與奉獻的傳統(tǒng)道德，在她身上也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呈狀經(jīng)都察院上達御座后，道光帝親自下旨，對綿愷進行多輪高規(guī)格審查。很快，由宗人府、軍機處、刑部等機構組成的聯(lián)合調查團，判定穆齊賢所控各款基本屬實，惇親王綿愷卑鄙謬妄，怙惡不悛，應做革爵處理。這一提議，相比嘉慶朝禮親王昭梿的革爵圈禁，已屬格外從寬。然而在皇太后的庇佑下，綿愷最終僅被降為郡王，處分畸輕，不能不令人生出綱紀廢弛的扼嘆。即便如此，狼藉的名聲也對這位精神極端脆弱的皇弟造成強烈刺激，事發(fā)后他一病不起，同年底就嗚呼哀哉，結束了四十四歲的荒唐人生。至于囚禁在王府、花園中的人們，案件審結后，都被悉數(shù)放出，擇地安置。穆齊賢也借此脫去旗籍，恢復順天府屬民人身份。此后，他以教書為主業(yè)，“絳帳甫設，生徒云從”，再輔以翻譯潤筆，過上衣食無憂的平靜生活，想必不甚為難。

在冠蓋如云的帝京輦轂之下，穆齊賢是個最平常不過的小人物。他的早運不壞，雖然出身低微，到底進了旗人賽道，年紀輕輕就得一官半職。他在人情世故上不大通曉，為奴作婢，尤不稱貴人心意?？僧吘鼓茏x會寫擅翻譯，若遇上溫和開通的主子，保全飯碗，平安度日，也實在算不上奢望。他無甚大才能，卻有些小聰明，王府內外輾轉騰挪，只為過上闔家團圓的體面日子。他所處的世道平庸至極，但尚且安穩(wěn)，哪怕高官名士，也多不做雄奇?zhèn)チ掖笳煞蛑?，只要不被那“時代的一粒沙”砸中，便自樂享太平。危機并不顯著，卻人人縮在殼里，偏叫穆齊賢遭遇了近乎瘋癲，卻不可抗拒的權勢，落在他肩頭，成為一座大山。被壓在山下的人為數(shù)不少，但幾經(jīng)磋磨，大多熄滅了自救的念頭，只盼著王爺“施恩”，茍全一條性命。

這時候，不起眼的穆齊賢成了凡人英雄。他是漢人入旗，對那些八旗舊制、王府規(guī)矩，本有些三心二意。他又有一技之長，可以養(yǎng)家糊口，而不必托缽府主，供衣供食。這樣的人，具備商業(yè)社會自由勞動力的全部特征，卻要面臨奴隸制殘存的人身控制。他讀儒家經(jīng)典長大，分府之初受到優(yōu)待，也報有君視臣以手足，臣視君以腹心的遇合期待。而一旦君視臣以犬馬、以草芥，則臣之視君，就不免降格為國人，乃至對簿公堂，寇讎以待。在孟子看來，這是上下關系中，最本能的相處之道，但綿愷案中，敢將王爺主子視若寇讎，又暗地里積攢證據(jù)的，也不過穆齊賢一人而已。他讀書，所以有自尊；教書，所以有出路；不迷信鳳子龍孫，所以有勇氣；關心國家事務與制度運作，所以能想辦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他還有個同樣破釜沉舟的妻子，雖然日常吵鬧，又缺乏尊重，夫妻關系之麻木，與同時代大多數(shù)人并無二致。但到了非她不可的時刻，這位比丈夫還卑弱許多的女性，竟成了扳倒大象的螞蟻。她雖然只有一個姓，甚至在丈夫的日記里也沒留下名字，卻很值得我們翻出來，為之傳揚。

最后，要借此案說說清中后期高級宗室的生存處境與精神狀態(tài)。清王朝開基立業(yè)，靠得是父子兄弟打天下模式，八旗制度，本質上是努爾哈赤及其主要子孫、弟侄的權力、家產(chǎn)分配制度。清初諸王是政權的主人，其功業(yè)突出、實力強勁者，足可與當朝君主分庭抗禮，由是成為國家轉型的最大阻力?；侍珮O之后的清列帝，無不以壓抑強藩、推崇皇權為主要任務。雍正帝即位后，更藉皇位之爭，以風雷之勢掃蕩八旗，從人與制度兩方面，做出較為徹底的改革。乾隆、嘉慶兩朝，則將改革措施不斷深化、細化，使原本高高在上的宗室王公，被大大地臣僚化了。

首先，除本府包衣外，所在的旗下部曲，無需對王公們唯命是從，其他旗人，更不必追究宗主淵源。嘉慶年間，禮親王昭梿熟知本朝掌故，但脾氣暴躁，有一次和尚書景安拌嘴，說到氣頭上，徑以“我家奴才”斥之。景安是八旗新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國家重臣，受不得這樣侮辱，不但正色駁斥，還準備向皇帝告狀。嘉慶帝得知此事，更明確表示：“景安一品大員，與王公等同屬朝臣，且與昭梿并不同旗，非其屬下，何得妄行指斥？”

其次，國家的大政方針，已經(jīng)較少由宗室王公參與制定；軍機處、六部等關鍵崗位，領兵出征，承辦大案等重要政務，也不準其充任擔當。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有承命辦事，當差行走的義務，如果長期告假，就要退出爵位，停發(fā)俸祿。那些由宗室王公承擔的工作，大多瑣屑而形式化，既不能感受權力樂趣，還動輒被上諭訓斥、降級罰俸。

再次，朝廷管理宗室科條細密，對其日常行為嚴加限制。特別是近支的皇子、皇兄弟，因為與最高權力半徑最小，面對皇帝隨時隨地精神壓制，心理負擔遠超常人。清初王公果于殺伐，富于淫威，他們的暴戾、貪婪，可以公開施于眾多旗人，乃至高級官員，譬如康熙帝第十子敦郡王胤?，即對屬人兩廣總督楊琳進行抄家式勒索，張揚恣肆，毫無顧忌。到了嘉道年間，那些經(jīng)過無數(shù)次服從性測試的高級皇室成員，雖仍自詡貴不可言，對外也務必收斂性情，省得沖口而出“我家奴才”，也要被記作觸犯皇權的大不敬言論。論手腕強硬，嘉道二帝遠不能與雍正帝相提并論，但扭曲的心理，怯懦的精神，唯恐得咎的箴言，刻在基因里傳上幾代，彼時的王公們已經(jīng)只能向最弱勢的府內包衣、奴仆發(fā)泄情緒，又靠玩弄倡優(yōu)、吸食鴉片打發(fā)生活。綿愷大規(guī)模囚禁屬員，怕他們“年富力強，游手好閑”，以致“習學拳棒，外省招搖”，說到底，正是他自己畏懼皇權，幽閉緊張，毫無安全感的極端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