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已走過了百年的歷程。百年來，新詩的創(chuàng)始者與后繼者篳路藍縷，披荊斬棘，走過了一條坎坷而又輝煌的路?；仡櫺略姷陌倌隁v程，總結其歷史經驗與教訓，為未來的新詩發(fā)展拓寬道路，就成了新世紀詩歌理論工作者不可推脫的歷史責任?！鞍倌晷略妼W案”的提出，便是從新的角度、運用新的模式對百年新詩進行回顧與思考的一種嘗試。

“百年新詩學案”是一種全新的對百年新詩發(fā)展的敘述，其宗旨是“拒絕遺忘”。這一項目的醞釀與完成的過程，實際也正是撰寫者對于新詩百年歷史經驗的重新認識與思考的過程。“百年新詩學案”打破傳統(tǒng)的線性敘述，以“事”為核心來安排結構，強調史料的發(fā)掘與整合，讓事實說話，寓褒貶于敘述。其目的不只是要為中國新詩的研究提供豐富的史料，更是要通過不同歷史階段的系列個案的研究，進入百年新詩發(fā)展過程的歷史現(xiàn)場，深入新詩發(fā)展的歷史肌理之中，諦聽新詩生長的內在聲音，呈現(xiàn)并闡釋新詩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的詩歌現(xiàn)象和詩學問題。

一、“百年新詩學案”提出的背景與依據(jù)

新詩史料的收集與整理，是百年新詩回顧與總結的基礎工程。中國新詩的研究不是個人的事業(yè)，即使是個人寫新詩史，也要建立在自新詩誕生以來的不同時期詩人、學者的研究與思考的基礎上。進入世紀之交，新詩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加速運行，呈現(xiàn)了新的局面。2002年劉福春發(fā)表了《20世紀新詩史料工作述評》，對20世紀新詩史料工作做了全面的回顧與梳理。他高度強調史料工作的學術價值，指出史料工作應具有獨立的學科地位：“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史料工作已經能夠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而且確有自己的研究范圍、自己的治學方法和獨立的學術價值。作為史料，無疑是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務的，而對于史料工作卻未盡然。如果將史料工作與研究工作（理論的、思辨的、抽象的、概括的）視為兩種不同的學術工作，史料工作無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開始，可研究工作未必就是史料工作的目的。史料工作有自己要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如果說研究工作是總結，是創(chuàng)新，史料工作則是發(fā)掘，是求真。研究工作與史料工作的關系應該是互動的，沒有史料工作，研究工作就很難進行和深入；沒有研究工作的帶動，史料工作也失去了最終意義?；蛘邔⑹妨瞎ぷ鞣Q之為基礎研究可能更合適一些?！闭浅鲇趯π略娛妨瞎ぷ饕饬x的高度自覺，劉福春不僅獻出多年收集的新詩史料，在四川大學建立了國內最為完善的中國新詩文獻館，而且在21世紀之初陸續(xù)推出《新詩紀事》（學苑出版社2004年）、《中國新詩書刊總目》（作家出版社2006年）、《中國當代新詩編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中國新詩編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等，為新詩史料的收集與新詩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與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在謝冕先生的主持下，先后推出10卷本的《中國新詩總系》（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6卷本的《中國新詩總論》（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更是集新詩百年有代表性的詩歌作品和理論文章之大成，標志了新詩史料收集與整理的新高度。

正是在新詩史料收集與整理取得巨大進展的基礎上，世紀之交中國新詩史的寫作也呈現(xiàn)了蓬勃發(fā)展的態(tài)勢。20世紀80年代，有關新詩史的著作，僅有祝寬的《五四新詩史》（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進入90年代后，新詩史的著作就開始密集出現(xiàn)了。90年代初期有蘇智華編著《中國現(xiàn)代新詩史》（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黃子建、佘德銀、周曉風著《中國當代新詩發(fā)展史》（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朱光燦著《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進入21世紀后，新詩史的出版又呈現(xiàn)了一個高潮：劉揚烈著《中國新詩發(fā)展史》（重慶出版社2000年），程光煒著《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陸耀東著《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一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二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張新著《20世紀中國新詩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光明主編《中國詩歌通史·現(xiàn)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吳思敬主編《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與此同時還陸續(xù)出現(xiàn)了新詩的編年史、流派史、思潮史、接受史、理論史等方面的相關著作。上述諸種新詩史的寫作，不同程度凸顯了新詩理論家對新詩、文學史、文藝美學及相關領域的主體性的多重建構。這種歷史敘述，由于寫作者觀察文學現(xiàn)象的角度不同，所使用的研究范式、評價標準不同，所依據(jù)的史料不同，因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每一部新詩史所提供的是寫作者的一種立場與角度，正是在不同立場、不同角度的碰撞與交流之中，對百年新詩發(fā)展的描繪才能更準確與清晰。

新詩史料工作的扎實進展與多部新詩史的出現(xiàn)，為從新的角度、以新的模式總結與回顧百年新詩提供了條件，也觸發(fā)了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專家的思考，即如何在把握豐富的詩歌史料的同時，避開一般新詩史的寫作路數(shù)，對百年新詩從新的角度予以回顧與總結？構建“百年新詩學案”的想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鞍倌晷略妼W案”這一名目，是從明末清初黃宗羲、全祖望等撰寫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那里借來的，這種“學案體”是繼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主要史書體裁之后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體裁?！鞍倌晷略妼W案”所用的“學案”之名，不是對《明儒學案》等的照搬，而是根據(jù)百年新詩的發(fā)展及研究現(xiàn)狀，賦予其新的內涵。它不同于百年新詩作品或理論文章的選編，也有別于通常詩歌發(fā)展史的寫作，這是對百年新詩發(fā)展及其歷史經驗的全新敘述。

2017年“百年新詩學案”被批準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項目批準號：17JJD750002），正式立項。項目組成立后，先后召開了“百年新詩學案大綱研討會”“百年新詩學案撰寫研討會”“新詩史料與‘百年新詩學案’學術研討會”等系列研討會，統(tǒng)一了對于項目的意義、內容、特點的認識，明確了撰寫體例、撰寫要求，并建立了項目組內部通訊制度，統(tǒng)一進度，交流撰寫情況，隨時發(fā)現(xiàn)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

“百年新詩學案”規(guī)模宏大，以時間為序，把大陸的百年新詩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為一卷。鑒于臺灣、香港、澳門地區(qū)與大陸的政治體制、文化環(huán)境不同，為敘述方便，單獨設立臺灣卷、香港卷、澳門卷。這樣全書共設六卷，各卷時段劃分及分卷主編如下：

1917年至1936年為第一卷，主編姜濤（北京大學中文系）

1937年至1949年為第二卷，主編易彬（中南大學文學院）

1950年至1976年為第三卷，主編吳思敬（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1977年至1989年為第四卷，主編王士強（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1990年至2017年為第五卷，主編張立群（山東大學文學院）

1917年至2017年臺港澳地區(qū)為第六卷，主編古遠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每位主編除親自撰寫外，還從專攻某一領域的新詩理論家中聘請?zhí)丶s撰稿人，組建了高水平的主創(chuàng)隊伍，從而保證了這一項目的學術水準。幾年來課題組專家同心協(xié)力，精誠合作，艱苦奮戰(zhàn)，現(xiàn)在項目終于完成，其中期成果已在多家刊物上陸續(xù)發(fā)表?！鞍倌晷略妼W案”項目的醞釀、立項與完成的過程，實際也正是我們對于新詩百年歷史經驗的重新認識與思考的過程。

二、“百年新詩學案”的出發(fā)點：拒絕遺忘

在“新詩史料與‘百年新詩學案’學術研討會”上，謝冕先生提出了“拒絕遺忘”的歷史態(tài)度，這為百年新詩學案的撰寫確立了宗旨。謝冕認為，他主持的《中國新詩總系》《中國新詩總論》，以及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擔綱的“百年新詩學案”，都是在為新詩百年“做壽”，是對百年新詩前行者的紀念，更是在提醒我們不能遺忘歷史，因為遺忘就意味著犯罪。在他看來，“百年新詩學案”可視為是對新詩發(fā)展的“結繩記事”，每一個“學案”即是時光鏈條上的“記事珠”，“百年新詩學案”就是在編一部鮮活的有關詩歌之“事”的歷史，這樣的工程不僅是紀念性的，而且是建設性的，其意義是深遠的。

人在時間中生活，歷史在時間中形成，時間不停地流逝，歷史也就不停地行進。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闭f的就是宇宙萬物沒有什么是絕對靜止的和一成不變的，一切都在運動和變化。由于歷史的不可逆性，后代人只能借助前人留下的原生態(tài)的、碎片化的史料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當然這種還原最大可能也只能是接近歷史，而不可能是完全重現(xiàn)歷史。

而要最大程度地接近歷史，首先要在收集史料、辨別史料上下大功夫?！鞍倌晷略妼W案”遵循的是歷史主義的原則，即把一個個的詩歌事件放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中去考察，不要人為地拔高或者貶低，而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發(fā)掘史料，考證史實，盡可能把歷史真相客觀地呈現(xiàn)出來。這里最重要的是擺脫種種先驗的觀點，不要帶著某種框框去選擇史料，不要遮蔽文學史實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盡量讓史料和史實說話，留存鮮活的記憶，為歷史“存照”。至于由于時代限制，一時認識不到或無力完成的部分則交給子孫后代。

以1957年創(chuàng)刊的《星星》詩刊而言，60多年過去了，《星星》的創(chuàng)刊者大多已經去世，誰能說清《星星》是怎樣創(chuàng)刊的，創(chuàng)刊后又經歷了怎樣的風雨？《百年新詩學案》中收入的《〈星星〉詩刊創(chuàng)刊始末》《〈星星〉詩刊為何?？贰丁啊床菽酒凳录钡那扒昂蠛蟆返葘W案，便圍繞《星星》詩刊，發(fā)掘和展示了當代新詩研究中被忽視的一些詩歌史實。作者調查與搜集材料的來源除去《星星》詩刊的文本外，還包括了特定階段的中央相關文件、黨報的文章、編者的回憶、詩人的書信、地方黨委宣傳部和文聯(lián)的文件、運動中被審查人員的交代材料等，其中許多材料被塵封多年，現(xiàn)在被作者一一發(fā)掘出來了。以圍繞《星星》創(chuàng)刊的材料說，便引用了四川省檔案館所存的《四川省文聯(lián)1956至1967年工作規(guī)劃的初步意見（草案）》《成都文藝界知名人士名單及文藝座談會記錄（1956年3—9月）》《創(chuàng)作輔導委員會1956年7月份工作簡報》《文聯(lián)黨組關于創(chuàng)辦詩刊的請示報告》等，這就鮮明地表明《星星》創(chuàng)刊是在四川省委宣傳部、省文聯(lián)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屬于“官方行為”，而不是幾位詩人在自發(fā)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再如圍繞《草木篇》事件的材料，不只引用了當時四川報刊與中央報刊上所發(fā)表的爭鳴與批判文章，還引用了四川文聯(lián)為1957年11月8日—12月2日召開的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議專門編輯的四本會議參考資料：《“草木篇”批判集》《四川省文藝界大鳴大放大爭集》《四川文藝界右派集團反動材料》《是香花還是毒草？》。這些材料距今已相隔60余年，又不是正式出版物，只有在檔案館中才能找到，作者為查詢、抄錄、復制這些資料所費的周折、所下的功夫，是可以想見的。正是在大規(guī)模的細致全面地收集、整理資料的工作基礎上，這幾篇關于《星星》詩刊的學案，既顯示了《星星》詩刊特有的歷史內涵，又深入《星星》詩刊社及其主管機關的內部運作，揭示了當代“官方詩刊”的文學生產機制，從而為今天和未來的學者研究《星星》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當代詩歌期刊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標本。

再如，《蔡其矯〈肉搏〉創(chuàng)作始末和經典化進程》，是圍繞一首詩的誕生及傳播而作的學案。作者以豐富的材料表明，蔡其矯青少年時代形成的抗日救亡“英雄夢”，是他創(chuàng)作《肉搏》的內因；發(fā)生在晉察冀邊區(qū)的英雄故事——八路軍的一位新兵，寧愿讓敵人的刺刀穿過自己的背脊，也要叫日本兵倒下——則是觸發(fā)他靈感的來源。他借聽來的這個故事，把他一直想上前線與敵人真刀真槍拼搏的心愿和想當抗戰(zhàn)英雄的理想，都移注到這位“肉搏”的戰(zhàn)士的形象中……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和構思，1942年夏秋之間，《肉搏》寫出來了，首刊于晉察冀邊區(qū)的《詩建設》油印詩刊。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印數(shù)很少，影響不大。1953年7月，《肉搏》發(fā)表于《解放軍文藝》7月號，這是《肉搏》第一次印成鉛字。1956年6月，《肉搏》收入蔡其矯詩集《回聲集》，作家出版社出版。1960年4月，《肉搏》收入《百期詩歌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期間，由于蔡其矯的詩《霧中漢水》和《川江號子》受到批判，《肉搏》的傳播也進入了漫長的沉寂。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蔡其矯在詩界的“歸來”，他的舊作《肉搏》被不斷收入各種各樣的詩歌選集，并且得到越來越高的評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進入80年代后，收入《肉搏》的新詩選本達20余種，包括《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中國解放區(qū)文學書系”詩歌卷》等大型書系。此外，還有一批對《肉搏》的文本分析和審美評價，收在各種各樣的詩歌論文集和詩學專著中。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肉搏》的傳播在改革開放的40年來呈現(xiàn)加速之勢。這是由于在追求金錢與物質享受的傾向日趨嚴重的社會環(huán)境中，《肉搏》所蘊藏的民族精神就顯得越發(fā)可貴。如今，《肉搏》已經被詩界和學界普遍認為是表現(xiàn)抗戰(zhàn)時期中華民族英雄精神的經典作品。《肉搏》文本的潛在內涵、《肉搏》超越抗戰(zhàn)時代的深遠意義，伴隨著中國的崛起面向當代和未來的讀者不斷敞開，從而印證了“百年新詩學案”拒絕遺忘的初衷。

三、“百年新詩學案”的撰寫原則：論從史出

毫無疑問，“百年新詩學案”的提出是富有挑戰(zhàn)性的。把“百年新詩學案”的意義僅僅歸結為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上，還是遠遠不夠的。要知道，史料不會自己說話，史料只有經過反復搜集、比較、選擇、提煉，下過一番爬梳剔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夫，才能呈現(xiàn)出價值和意義。由于在當初的采集、記錄史料的過程中很難避免采集、記錄者的主觀色彩，在后來的流傳中又難免佚失和改動，這就大大增加了史料辨識、整理的難度。這里關鍵在于作者要掌握整合史料的歷史闡釋方法，明確史料研究應從社會需求出發(fā)，將其從技術層面提升到哲理層面，以求真相、求意義、求價值實現(xiàn)作為最終旨歸。在“百年新詩學案”提出的過程中，這一思路是相當明確的，也就是說，“百年新詩學案”的研究要基于豐富的史料，但又不能只停留在史料的呈現(xiàn)上，而是要通過不同歷史階段的系列個案研究，對中國新詩的生產體制、發(fā)展規(guī)律、傳播方式、社會影響等做出新的思考。

不同于某些文學史家敘述中“以論帶史”的傾向，“百年新詩學案”更強調“論從史出”，也就是說不是用某一先驗的理論框架去套史實，而是在充分把握史實的基礎上提煉觀點?！对娙斯珓⑴c〈阿詩瑪〉》這一學案，作者便是先從收集公劉參加《阿詩瑪》的整理工作的史料入手。這包括有關撒尼人口頭流傳的民間長詩《阿詩瑪》的原始流傳情況和《阿詩瑪》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包括在20世紀50年代初公劉如何受命參加《阿詩瑪》的整理工作；包括公劉的系列回憶文章：《〈阿詩瑪〉的整理工作》《有關〈阿詩瑪〉的新材料》《會見“阿詩瑪?shù)膵寢尅薄贰侗贿z忘了的平反——〈阿詩瑪〉瑣憶》，以及與其他三位整理者共同撰寫的《〈阿詩瑪〉整理的真相》《〈阿詩瑪〉第二次整理本序言》；還包括公劉如何撰寫關于《阿詩瑪》的電影劇本，以及這個劇本如何被湮沒……正是在對這些資料收集、分析與思考的過程中，作者意識到，公劉參與《阿詩瑪》的整理，實際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詩人參加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學整理的最早的一次嘗試，距今已有70余年了。公劉參與《阿詩瑪》整理工作付出的艱辛勞動、《阿詩瑪》整理本出版的曲折過程、《阿詩瑪》整理者所歷經的坎坷，以及公劉的《阿詩瑪》電影文學劇本的遭遇，可以構成當代文學史上圍繞《阿詩瑪》的一個特殊的學案。解讀這一學案，對于理解少數(shù)民族文學遺產發(fā)掘和整理的必要與艱難，了解《阿詩瑪》整理本的誕生與傳播的曲折，以及特定時期詩歌文化受政治文化的干涉與影響，無疑是有重要價值的。

再如，《泰戈爾訪華與新月社的聚合》這一學案，詳細考察了泰戈爾1924年訪華的過程及影響。其中寫到泰戈爾訪華前徐志摩等所做的策劃與造勢；寫到泰戈爾訪華期間做了幾十次講演，主要是宣揚東方文明有其獨特的價值，東方應該警惕西方對金錢物質的崇拜、對暴力的濫用，并且呼吁東方文明應該重視自身的傳統(tǒng)，做出自己的貢獻；寫到由于訪華期間泰戈爾要度過他64歲的生日，新月社在徐志摩的張羅下排練了泰戈爾的戲劇《齊德拉》為他祝壽，由林徽因扮演女主角。還特別寫到開場前為強化觀眾對新月社的印象，特意請林徽因和一個兒童在舞臺上共同營造出一個眺望新月的畫面，美麗的少女、天真的兒童和一彎新月，正合泰戈爾《新月集》的寓意和詩境，既表達了對貴客的歡迎和尊重，又宣傳了自己，可謂新月社在文壇令人驚艷的亮相，此舉也印證了新月社之得名與泰戈爾的《新月集》直接相關。作者的結論是，泰戈爾訪華一事，促成了現(xiàn)代文學史上重要文學流派新月社的集聚、命名和在文壇的閃亮登場，并間接促進了中國現(xiàn)代戲劇人才的聯(lián)合。

總的來說，“百年新詩學案”針對百年新詩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以“學案”的形式展開論述，希望能對百年新詩發(fā)展過程中的若干理論話題，諸如中國詩歌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完成現(xiàn)代轉型的、中國新詩現(xiàn)代化的途徑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詩與政治、詩與公眾社會、詩與傳統(tǒng)、詩與外國影響，以及自由與格律、自我與世界、大我與小我、感覺與理智、寫實與表現(xiàn)、抒情與反抒情、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等一系列爭執(zhí)不休的問題，做出自己的闡釋。

四、“百年新詩學案”的敘述策略：以“事”為中心

“百年新詩學案”的敘述策略，有別于一般詩歌發(fā)展史的寫作，也有別于編年體史著的寫作。一般的新詩史主要是以詩人詩作為中心來敘述的，通常是前面概述時代背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形態(tài)，后面是歸納總結，主體部分是詩人詩作的介紹與分析，偉大詩人占一章，重要詩人占一節(jié)，次要詩人占一段，再次要的則占幾行或者一帶而過。不同的詩歌史對詩人的評價或許不同，但大都采取這種敘述模式。從史料呈現(xiàn)的角度看，編年體史著有相當?shù)膬r值，事件的過程與邏輯秩序能比較清晰地顯示出來，讀者也較容易接受。但編年體著作也有很大的局限，往往要把一個完整的事件放在跨度很大的幾年中來寫，這樣就面臨著史料的碎片化與歷史敘述整體性的矛盾，缺乏整體貫通的主線，很難完整地呈現(xiàn)一個事件，很難完整地描述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的發(fā)生與演化，從而也就難于讓讀者展開完整的歷史想象。

“百年新詩學案”則希望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學史敘述，它以百年新詩發(fā)展過程中的“事”為中心，針對有較大影響的人物、事件、社團、刊物、流派、會議、學術爭鳴等，以“學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顯問題意識，既包括豐富的原生態(tài)的詩歌史料，又有作者對相關內容的梳理、綜述、考辨與論斷。而這樣相對完整的“事”，在通常的詩歌史或編年體著作中，大多是見不到的，或者雖有所涉及卻又語焉不詳。

艾青是現(xiàn)當代詩歌史上重點論述的大詩人，但是艾青著力創(chuàng)作的某些有代表性的詩歌，卻被多數(shù)詩歌史家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鞍倌晷略妼W案”中所收的《艾青與長篇敘事詩〈吳滿有〉》，便呈現(xiàn)了艾青創(chuàng)作研究中被人忽視的一個典型事件。吳滿有是延安吳家棗園的農民、邊區(qū)大生產運動著名的勞動英雄，事跡還上了邊區(qū)小學和初中課本，他很快成了邊區(qū)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農民明星”。艾青懷著對勞動人民與英雄人物的崇敬心情寫出了長篇敘事詩《吳滿有》，并把初稿親自讀給吳滿有聽，征求他的意見。艾青在長詩附記中還特別強調，他面對的不是吳滿有一個人，而是整個吳家棗園的全體農民。這表明了艾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轉變，即由寫小資產階級而轉變?yōu)閷憚诳啻蟊?。《吳滿有》不再是“亭子間”里作家的個人抒情，而是深入人民群眾生活現(xiàn)場的全新創(chuàng)作。1943年3月9日，長詩《吳滿有》由《解放日報》以整版方式推出，成為艾青在延安文學創(chuàng)作中重要的代表作。配合著《吳滿有》這部長詩的出版，新華書店叢書編輯部專門寫了“編者的話”，指出《吳滿有》是“朝著文藝的‘新方向’發(fā)展的東西”?？梢?，無論就艾青個人的創(chuàng)作方向的轉折，還是就邊區(qū)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績而言，長詩《吳滿有》都是繞不過去的客觀存在。1947年3月，胡宗南部以20萬大軍進攻陜甘寧邊區(qū)，吳滿有以邊區(qū)參議員、棗園鄉(xiāng)鄉(xiāng)長的身份主動要求參軍，被任命為西北野戰(zhàn)軍二縱隊民運部副部長，先后參加過榆林、瓦子街等戰(zhàn)役。1948年4月在西府戰(zhàn)役中被俘，被認出其真實的政治身份。盡管中國共產黨高層曾經試圖在西安采取營救措施，吳滿有最終還是沒有被營救出來。國民黨宣傳機構大肆宣傳吳滿有“被俘”“自首”。1950年3月，被俘的吳滿有回到老家吳家棗園，很快被組織做出政治結論，確認他有公開投敵的“叛變行為”，宣布開除他的共產黨員黨籍。盡管吳滿有曾托人多次向黨中央寫信辯護，為自己澄清，但相關信件均石沉大海，最后他郁郁而終。這一事件對吳滿有來說是致命的，同時也給艾青帶來十分尷尬的處境。畢竟長詩《吳滿有》給他帶來過巨大的聲譽，但吳滿有的政治遭遇卻是艾青無法預料的。1950年由艾青本人所編的《艾青選集》中，《吳滿有》沒有選入。到1979年艾青“歸來”后，他所編的《艾青詩選》中，《吳滿有》仍然沒有選入。詩人本人對《吳滿有》的態(tài)度如此，那么文學史家在新詩中不提《吳滿有》也就很自然了。

然而，放在文學史的長河中，艾青的長詩《吳滿有》，不僅在20世紀40年代的邊區(qū)和解放區(qū)文學生產中有特殊的意義，更在于受到“吳滿有被俘”的政治牽連，導致這首長詩在現(xiàn)代文學史敘述中的缺席。因而“吳滿有詩案”對于思考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對于文學史如何真實地客觀地反映時代的變遷和文學的自身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在“百年新詩學案”中，這種以“事”為核心的敘述比比皆是?！丁皾h園”的聚散及其詩學意義》指出“漢園”的名字記錄了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三位詩人在北京大學求學的青春歲月，是詩人與古城相遇和碰撞的特殊產物，同時也寄寓著他們之間深厚的詩歌情誼。正是在這樣的學院氛圍中，孕育了“漢園”詩人的藝術品格。《“星期朗誦會”尋蹤》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北京舉行的“星期朗誦會”的盛況。話劇演員、電影演員、播音員和詩人一起，通過朗誦豐富了文化生活，鼓舞廣大群眾以飽滿的熱情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中。《詩歌的跨界傳播實驗與探索》則追溯了從1999年開始，深圳戲劇人在詩歌與戲劇形式的結合上，如何從詩歌晚會、大型詩劇發(fā)展成著名詩歌跨界品牌“第一朗讀者”，顯示了在這一過程中對詩歌傳播與推廣的思考?！侗逼姼杩肌穭t在大量調查、走訪的基礎上，真實地再現(xiàn)了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的“北漂詩人”的生存與創(chuàng)作情況，指出他們所特有的底層人生的光彩，那就是對詩歌藝術的狂熱喜愛、不流于世俗的天真性格、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崇尚個性的精神取向，這在當代思想認識日益板結的語境中，越發(fā)凸顯一種獨有的吸引力。

總的說來，與一般的問題討論和文學史寫作不同，“百年新詩學案”是一種全新的對百年新詩發(fā)展的敘述。從內容上說，它側重在新詩與社會變革、社會思潮的關系，新詩對社會上不同人的心理所產生的影響；從敘述形式上說，它以“事”為核心來安排結構；從研究方法上說，它側重在考據(jù)與論斷的結合，找到了一種系統(tǒng)整合史料的歷史闡釋方法。因此它的價值不只是在詩歌美學上的，而且也是在詩歌社會學、詩歌倫理學、詩歌文化學上的。詩歌社會學、詩歌倫理學、詩歌文化學等方面的研究，多年來是我國新詩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百年新詩學案”則在這些方面體現(xiàn)了一定的開拓性與原創(chuàng)性。

面對百年新詩的浩渺星空，我們目前完成的“百年新詩學案”呈現(xiàn)的只不過是星空中若干閃光的點，遠未能把燦爛星空的全貌展示出來。好在“百年新詩學案”不是一個封閉結構，它所開創(chuàng)的學案體是敞開的。本課題的完成不是學案研究的終結，更是一種召喚，相信會有更多的詩人與學者投入進來，為未來的新詩研究打開新的空間。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