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之“浙江現(xiàn)代文學名家年譜”的成果之一，錢英才、劉楊合著的《巴人年譜》（以下簡稱“錢《譜》”）由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這是第一部公開發(fā)行的《巴人年譜》。

溯源

對巴人“年譜”開展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東社會科學院王欣榮研究員于1985年12月在《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fā)表的《王任叔簡譜》。可是直到1990年7月，經“山東新聞出版局”“準印”，以《王任叔簡譜》為基礎的《巴人年譜》（以下簡稱“王《譜》”）才最終由“全國巴人研究學會刊行”并“內部發(fā)行”。作者說：“我起意為王任叔巴人作《年譜》，是受了魯迅這句話的啟發(fā)：‘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讀編年的文集不可，現(xiàn)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醒悟了此中的消息?！蓖跣罉s“決定將它整理成書稿，先將自己的階段性成果拿出來，以求同仁的補充、訂正。這樣做同時也可以解除把攬資料、秘不釋人之嫌”（“王《譜》”“編校后記”）。這是巴人“年譜”研究的開山之作，實現(xiàn)了“解除把攬資料、秘不釋人之嫌”的愿望。很快，付韋就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 年第2期）對此《年譜》進行介紹。后來，作為鄭振鐸研究大家，陳福康教授在《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發(fā)表《〈巴人年譜〉增補條目》予以補充。再后來，金傳勝、邱晶晶兩位在《上海魯迅研究》（2016年第3期）發(fā)表《〈巴人年譜〉再補遺》。這些成果充分體現(xiàn)了針對“王《譜》”研究“同仁的補充、訂正”。

1990年12月，杭州師范學院錢英才教授的《巴人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大作中的“巴人年表”也具有“年譜”意味，只是略顯簡單。此“表”后收入上海魯迅紀念館編輯的《巴人先生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沒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錢《譜》”終于面世。

這部43萬多字的《巴人年譜》嚴格遵循“《浙江現(xiàn)代文學名家年譜》編纂委員會”的要求，“年譜共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家世簡表、譜主照片等有關材料；第二部分為年譜正文和少量插圖，圖片配發(fā)在正文相應部分，以便文圖互證；第三部分為譜主的后世影響，主要包括正文未及的譜主身份、價值的確切定位及相關悼念、紀念活動，以及譜主的全集出版、著作外譯、譜主研究會的成立、重要研究成果等，均予以擇要展示。文后附參考文獻?！?/p>

雜談

（一）筆名署名

“錢《譜》”1941年11月6日說“《亂世家庭》在《萬人小說》（上海）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署名火山舞客”，“王《譜》”也如此認定。這個說法影響較大，如封世輝在《華東淪陷區(qū)文藝期刊概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說：“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由王元化措資籌辦、蕭岱主編而署‘徐仁民’編輯的《萬人小說》月刊（11月）是故意偽裝成鴛鴦蝴蝶派刊物形式的大型刊物，刊有吉土（滿濤）、火山舞客（巴人）、齊天樂（包文棣）、A·白郎底（董秋斯）、蘇蘇（鐘望陽）與包笑天、范煙橋等人的小說，舞齊（樓適夷）的長詩，魏如晦的劇作《楊娥傳》和禹鼎（王元化）等人的書評?！?/p>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武礽六在《〈萬人小說〉瑣談》（《社會科學》1983年第7期）中就指出：“最初揭開這個謎的，是當年擔任上海地下黨‘文委’書記的黃明同志，他說：‘只可惜化名火山舞客發(fā)表《亂世家庭》的樓適夷同志的真名，為外人所知，組織上為了避免暴露而把這個刊物停辦了。’”《萬人小說》刊名套用英國《萬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之名，只出版了這一期就被迫停辦，創(chuàng)刊號即為終刊號。筆名研究專家、南通社科院的欽鴻研究員在《關于王任叔筆名錄的正誤》（《杭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指出：“火山舞客”“此名當為樓適夷的筆名，與王任叔亦無涉?！钡Z焉不詳，未進行說明。樓適夷在給陳夢熊的信中提及這個筆名：“我的筆名，有司馬寇、外史、一葉、海風、火山午（舞）客……不知有否可能，將我的文章，請收藏圖書館，代為復印寄下，其費用由我自負。”（宮力《與〈新文學史料〉的點點滴滴——樓適夷書信四通釋讀》，《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從以上三則不同材料可知，“火山舞客”確為樓適夷的筆名，而非兩《譜》認定的王任叔的筆名。

另外，“錢《譜》”中“后世影響”“一、巴人逝世后出版和發(fā)表的著作”的資料目錄中，北京大學周南京、丘立本兩位教授整理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印度尼西亞古代史》（上下冊）；周南京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印度尼西亞近代史》（上下冊）；署名均為巴人，而著作的實際署名是王任叔?！巴酢蹲V》”中《印度尼西亞古代史》未署名，補充了“正文前有馬兗生《序言》、陳翰笙《前言》、作者的《關于編寫本書的一些說明》”。

（二）勘誤查核

1928年4月15日，署名“王任叔”的《作家與人生》刊登在《貢獻》雜志第2卷第5期。該文選錄在王克平、錢英才合編的《巴人文藝短論選》（花城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里。1937年8月26日，署名“任叔”的《軍政與民眾》刊登在上海《抗戰(zhàn)》雜志第3號。1937年9月15日，署名“任”的《文學上的還原論》刊登在《創(chuàng)作》雜志第1卷第3期。這篇文章在“王《譜》”和《巴人文藝短論選》中都有明確的記載。以上三篇均未出現(xiàn)在“錢《譜》”中，不能不說是小遺憾。

1931年3月，“錢《譜》”記錄了“本月在《天籟》第20卷第3號發(fā)表詩歌《呼病》《給與化》和《影》，署名任叔”，遺漏了該刊第1—2合刊上同樣署名“任叔”的《詞之出身》。“王《譜》”無此內容。

1937年4月3日，“王《譜》”中有“《關于所謂“永久的主題”的解釋》在《自修大學》第1卷第1輯第6期發(fā)表”的條目，而“錢《譜》”中無，卻出現(xiàn)在《巴人文藝短論選》中，署名王任叔。該文副標題為“——答霞章、張一中、陸雪明三先生”?？墒牵瑑伞蹲V》中均未提及《永久的主題》的發(fā)表時間及刊登雜志，無法前后關聯(lián)，只有待查了。

1939年1月1日?！板X《譜》”提到巴人“去益樂社演講，演講題目《‘吃’和‘化’》”的一次活動。但未說明該演講稿刊登在同月17日的《譯報周刊》1卷14期上?！巴酢蹲V》”沒有提到此次演講及演講稿的發(fā)表。

《新中國文藝叢刊》（編輯者署名“新中國文藝社”）共出版四輯，第一輯《鐘》（1939年5月）中有巴人的“短論”《關于女兵》《抓住生活》兩篇，小說《為人在世》一篇；第三輯《魯迅紀念特輯》（1939年10月）有巴人的《魯迅的創(chuàng)作方法》。這四篇文章均出現(xiàn)在兩《譜》中。第四輯《鷹》（1940年2月）署名“毀堂”的《驚夢》均未收入兩《譜》中。

類似的問題還出現(xiàn)在刊登在《上海周報》署名均為“毀堂”的《我的雜感》系列文章中。

（三）發(fā)表轉載

兩《譜》都提到：1954年11月，在《人民中國》（第11期）發(fā)表《關于〈回憶魯迅〉》，署名巴人。但都未做任何說明。此文原題為《讀〈回憶魯迅〉》，全文近四千字，而《關于〈回憶魯迅〉》刊登時還不到三千字。經王克平整理，《讀〈回憶魯迅〉》于2003年5月在《上海魯迅研究》（第14期）重新刊載，才使這篇文章還原歷史原貌。

同樣，兩《譜》都認定《〈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給我的印象和感想》一文發(fā)表時間為1955年3月。“王《譜》”確定為《讀書》第6期，“錢《譜》”為《讀書雜志》，未寫期號?？墒牵谕?月，“錢《譜》”又出現(xiàn)了這篇文章，只是雜志名稱變成了《讀書月報》?！蹲x書月報》是1955年7月24日出版的創(chuàng)刊號，“編輯兼出版者”為“讀書月報社”。1958年4月改名為《讀書》，由月刊改為半月刊，到1960年初停刊?！蹲x書月報》是新中國最早的讀書、書評刊物。這樣看來，巴人的這篇文章就不可能發(fā)表于1955年3月或6月，而是1955年12月。

針對作家艾蕪的名著《百煉成鋼》，兩《譜》均提及巴人的評論文章《漫談〈百煉成鋼〉》和《廣闊的生活，集中的描繪——略評〈百煉成鋼〉》，也都大概提及了文章的具體內容，卻沒有說明兩者關系?！堵劇窗贌挸射摗怠房窃?958年4月11日《文藝報》（第7期），后改題為《略評〈百煉成鋼〉》，補寫后刊載于1958年4月27日《讀書》（第5期）。兩文在觀點上基本一致，在文字表達上出入稍大。

《讀〈紅纓〉和〈白蘭花〉書后》一文，在“錢《譜》”的1958年1月和9月相繼出現(xiàn)，1月份刊登在《文學書籍評論叢刊》，9月份為《讀書》，對文章的解讀也完全一致。難道此文先后發(fā)表在兩份雜志上？

在《1950年代的文學宣傳——以〈文學書刊介紹〉〈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為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4期）中，黃發(fā)有教授有確切的說明?！段膶W書籍評論叢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內部期刊，從1958年10月創(chuàng)刊至1959年6月終刊，一共出版了9期。該刊前三期分別為“革命的里程碑”“打擊侵略者的怒濤”“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副標題是《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1月第四期后才“固定用‘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為刊名，仍舊是每月出版一期”。也就是說，巴人的《讀〈紅纓〉和〈白蘭花〉書后》應該刊登在《革命的里程碑——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一）》創(chuàng)刊號上，時間為1958年10月。之前此文發(fā)表在1958年9月《讀書》（第18期）上，題目為《讀〈紅纓〉和〈白蘭花〉》，并無“書后”二字。

還有，在“錢《譜》”中，1959年2月，“專著《談〈青年近衛(wèi)軍〉》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列入該出版社的《讀書運動輔導叢書》?！贝藯l目中未附署名。只提到此書出版的“王《譜》”標明“署名：巴人”。此專著來源于兩《譜》均指出的“署名：巴人”，1954年8月在《文藝學習》第8期發(fā)表的文論《〈青年近衛(wèi)軍〉的藝術構成及其人物形象》。其實，《文藝學習》于1954年4月創(chuàng)刊，第8期出刊時間為11月27日，并非兩《譜》確認的8月。該文還收錄到巴人“學習蘇聯(lián)文學”的論文集《從蘇聯(lián)作品看蘇維埃人》（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8月第1版）中。“專著”源于“文論”，又經轉錄，時間跨度有點長，也應該說明為好。

期待

在上世紀末，巴人之子王克平就指出：“巴人在生前為世人留下了千余萬字的作品和遺稿，但巴人研究園地卻是一片荒蕪，這種反常的情況在我國老作家中是不多的?！保ā缎聲r期的巴人研究》，《上海電力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

自1979年6月巴人平反以來，學術界產生了一段研究巴人的熱潮，巴人工作過的相關單位及一些研究部門也多次積極組織各種活動。但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巴人研究已成萎縮之勢。即使清華大學出版社和寧波出版社于2017年9月聯(lián)合出版《巴人全集》，也未引起相關研究者的熱烈反響。

其實，巴人研究領域頗多。比如，關于巴人筆名的數(shù)量，學術界最初定為一百四十多個，“錢英才在主編《巴人全集》時專門研究了這個問題，從十個方面論證，保守定為192個筆名?！保ā板X《譜》”P1腳注）這個數(shù)量是目前所知最多的，也在“錢《譜》”中具體地體現(xiàn)出來。王欣榮的《王任叔別名筆名考錄》（《杭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中有筆名166個，已知10多個為誤錄，總數(shù)也就一百五十多個。這與大多數(shù)研究者認定的，巴人筆名“超過一百五十個”，或者是“一百五六十個”相一致。

上海“孤島”時期，是巴人創(chuàng)作的高產期。他撰寫了大量文學作品，小說、散文、戲劇多有涉獵，而此時的雜文創(chuàng)作，成為他的高峰期。因為時局的原因，大多數(shù)情況下，巴人的署名不斷變化，他又沒有留下底稿，導致后人無法一一核實。即使是巴人本人，有些筆名他也不能完全確定。從巴人的人生軌跡及友朋交往的各個方面進行認真而細致地“考證”，經過深入持久的研究，或許將來有可能解決這個難題。

結合巴人的各種身份，很難給他一個準確定位。他當過教師，做過軍人，是堅定的黨務工作者。他是編輯家和出版家，也是有影響的外交大使。以上這些方面均有值得探究的盲點。

以巴人學術領域的成就來說，我們也很難給他一個精準的地位。其研究文藝理論之宏是當代少有——從《常識以下》《文藝短論》《捫虱集》《窄門集》《文學讀本》《文學初步》到《文學論稿》，多數(shù)作品多次再版，橫跨半個多世紀，影響幾代學人；《論魯迅的雜文》《魯迅的小說》等專著、《魯迅的創(chuàng)作方法及其它》等合著，成為魯迅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成果。

其涉獵文學樣式之廣為文壇罕見——詩歌《情詩》（1923年12月春風學社出版）為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早一批個人詩集，小說《疲憊者》入選茅盾選編的《中國小說大系·小說一集》，被魯迅稱贊為“短篇小說家”，《莽秀才造反記》獲1986年“人民文學長篇小說獎”，雜文創(chuàng)作高質且多產，有專著和合著《邊鼓集》《橫眉集》《遵命集》《點滴集》等；戲劇《前夜》（后改名為《費娜小姐》）、《五個被吊死的苦力》在上海、印尼蘇門答臘等地巡演，廣獲贊譽。

其創(chuàng)作“印尼史”之艱乃史界獨具——新中國成立前在經歷印尼生活后創(chuàng)作《印尼社會發(fā)展概觀》，新中國成立后查閱上百種海內外相關研究資料，用生命的余力終成兩百多萬字巨著。

新時期以來，與巴人相關的幾屆大型學術研討會，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雜文成就和文藝理論研究（含魯迅研究）方面，成果頗多。在詩歌、戲劇方面偶有涉及，成果較少。至于他的翻譯成就和印尼史方面的研究，就一兩篇。這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

總之，面對“巴人的著作與人格同樣真誠和有價值”（《文藝報》1986年10月25日第1版）的追憶，面對“友輩也相繼去世……誰還記得巴人”（包立民語）的困境，面對二十一卷一千多萬字的《巴人全集》，我們依然有理由相信巴人是一座未曾完全開采的“豐富多彩的礦藏”（谷斯范語），依然值得我們去深入開掘，這是我讀《巴人年譜》的初心。期待有更多的“增補”“補遺”的大作出現(xiàn)，使后出的《巴人年譜》臻于至善，這也是后來者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期待。